相比於西方文學批評傳統，慣於用抽象概念堆砌壁壘，漢語則鍾愛用通感以移情的手法。六朝鍾嶸的《詩品》論詩作的至高境界，如此説道：「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風力是皮肉所受，丹彩只眉目能通，味在唇齒之間，聞在鼻息之側，都不是能夠用來體會詩歌的感官。但漢語的詞采卻正在於能夠串聯起多端的感官，而將單一的一種文化範式所傳遞的美感，轉化為全方位的體會。正因如此，我們才常説「書畫相通」抑或「音樂與美術相通」。而當我們被漢語語言的這種特性所桎梏，而對這種實質上極爲特殊的語言現象麻木的時候，很難意識到，對於西方人通感在很長的歷史時期是一個較爲陌生的感受。嚴重的無意識通感，亦即聯覺，常常被描述爲神經的異常。藝術家有意識地使用通感手法，例如Kandinsky則給現代派美術帶來了根本的變革。文化人類學家直到九十年代才借用認知心理學的Isomorphism這一概念來闡述音樂，美術或建築文化中的共通認知模型。
「後浪」就是這樣一個極具漢語豐富的象徵主義特點的詞。但同時我們也十分無助地落入了此等語言的陷阱。用「長江後浪推前浪」來比擬世代的承繼，是一個浪漫的想象，更是一個將複雜的代際格局和人間悲喜剝皮去肉只剩骨架的簡化結構。 并且，這個簡化結構，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因簡而純，擁有數理上絕對意義的抽象模型。相反，是帶有諸多的文化的假設的。從而要深入地理解「後浪」的意涵，就需要去抽絲剝繭地分離出這些文化假設。
首先「長江」的浪指明了十分具象的地理範疇。每當我們在詩文中見到大江大河一類的比喻時，都知道是指涉以「中國」這一概念構建而締結成的抽象共同體。當古人吟誦「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一句的時候，斷然是沒有一個現代中國的概念的。先不管新儒家所提出的「天下-地方」的古典宇宙觀結構，「長江」的純粹字面的指涉大概就是一個籠統的抽象的「奔流著的河流」。而當抽象的共同體將自身的權力結構滲透到每一個個體以及個體的語言的時候，這個籠統的遺憾被偷換成了具象的意涵，river成了THE river。就像拉丁文中原本汎指城邦的urbs，urbis，成爲了羅馬城的代名詞。從而原本不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關於年華流轉迭代的比喻，被意識形態的包袱給壓彎了背脊。
同時「後浪推前浪」很明顯地假設了一個綫性的結構，後浪繼承了前浪的衣鉢，代替前浪成爲了歷史的動因。在這種綫性結構中，前浪不能反推後浪，而後浪也不能將前浪拽著向後走。用這種一往直前的綫性結構來詮釋歷史，往往有人以爲合情合理，確是犯了史家之大不韙。我們習慣於將時間理解爲向前一去不返的，然而這種理解全然不是對時間唯一的理解，更非本土的。但有時候時間，尤其是政治時間，會倒退，也會反復。古人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其中體現出的是一種回環式的對政治時間的理解。事實上，這樣回環式的時間，在衆多非現代性的本土的文化觀念中十分常見。玻利維亞的Aymara印第安人對政治變革的理解并不是一個新的更進步的體制，而是「being like them」，是傳統體制在現代結構中的回溯和再生。東非的馬賽人（Maasai）中，經過成人禮的武士會公然搶奪父輩的牛群，並帶走父輩的配偶安置在武士的據點中。然而反叛的武士最終還是會回到父輩身邊，退居為部落的長者，等待被新的年輕武士「造反」。將反叛和革命政治儀式化為世界觀一部分的馬賽人，對政治時間的理解同樣是回環式的，等待時間的倒退和制度的回溯。
在中國人思維結構中的，前進的，綫性的時間概念，事實上有著很顯著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烙印。從原始共產主義到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經過社會主義到達共產主義的必然。在這種Comtian Positivism的結構中，正是爲時間作爲綫性的必然，才有了共產主義的必然；正是因爲時間向前進的必然，才有了一個歷史階段更進步於前一階段的必然。「社會主義的先進性」從而基於我們對這種綫性時間概念的全面俯首稱臣。這種綫性時間的危險性，并不在於對任何過去時代的菲薄。在這裏强調綫性時間額危險性，也不在於我要爲任何過去的時代大吹大擂，試圖挽回昨日黃花。危險性正在於，綫性時間讓我們不自覺的把「當下」合法化，把「當下」視作是歷史的，進步抑或不進步，但是必然的和文藝的結果。就像我們不自覺地假設「後浪」必然會推動「前浪」。同樣處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的著名篇章《歷史哲學論綱》（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就已經為這種危險性大聲疾呼：
「Historicism contents itself with establishing a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various moments in history. But no fact that is a cause is for that very reason historical. It became historical posthumously, as it were, through events that may be separated from it by thousands of years. A historian who takes this as his point of departure stops telling the sequence of events like the beads of a rosary. Instead, he grasps the constellation which his own era has formed with a definite earlier one. 」（翻譯略）
本雅明的這篇文章寫於1940年，作爲在的德國的猶太人，綫性時間/歷史主義的危險性對於他來説，是一種切身的體會。是時代的塵埃，降落在個體上，變成了難以承受的大山。在同一篇文章中本雅明十分直白地寫道：
「At a moment when the politicians in whom the opponents of Fascism had placed their hopes are prostrate and confirm their defeat by betraying their own cause, these observations are intended to disentangle the political worldlings from the snares in which the traitors have entrapped them. Our consideration proceeds from the insight that the politicians’ stubborn faith in progress, their confidence in their “mass basis,” and, finally, their servile integration in an uncontrollable apparatus have been three aspects of the same thing. It seeks to convey an idea of the high price our accustomed thinking will have to pay for a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at avoids any complicity with the thinking to which these politicians continue to adhere. 」（翻譯略）
同樣身爲猶太人的阿倫特（Arendt），在戰爭結束二十多年后，見證了納粹之後繼起的一個又一個集權主義政體。她在《論革命》中，對那些被綫性時間/歷史主義所擺弄的歷史中的個體，諷刺則更爲辛辣：
「There is some grandiose ludicrousness in the spectacle of these men – who had dared to defy all powers that be and to challenge all authorities on earth, whose courage was beyond the shadow ofa doubt – submitting, often from one day to the other, , humbly and without so much as a cry of outrage, to the call of ‘ historical necessity ‘ no matter how foolish and incongruous the outward appearance of this necessity must have appeared to them. They were fooled, not because the words of Danton and Vergniaud, of Robespierre and Saint-Just, and of all the others still rang in their ears; they were fooled by history, and they have become the fools of history.」
我想我在這裏有必要翻譯一下末一句：「他們被歷史所愚弄，而他們也成爲了歷史的愚人。」在這裏，作爲「後浪」的一員，我真誠地希望「後浪」們，不要被歷史所愚弄，不要最終又才成爲歷史的愚人。
———————————————–可以讀到這裏————————————————-
時間遠非綫性，而「後浪」也從不為某種被預設的歷史軌跡所左右，決定「後浪」們的歷史使命和定位的，是他們依靠良知做出的判斷和自身的行動。
再説一個非綫性歷史的故事：位於莫斯科中央的基督救世主主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在三十年代早期被摧毀，即將興建的作爲蘇聯行政中心的蘇維埃宮（Palace of the Soviets）選址于此。蘇維埃宮的建造計劃被二戰耽擱，又在斯大林歿后的赫魯曉夫時代被叫停。一座巨大露天游泳池旋即覆蓋了這個都市中心地帶的兩座不存在建築的基址。然而1994年，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拆除了泳池，在原址上完全復原了建於1883年的主教堂。七十年前，先鋒藝術家用電影膠片記錄了原主教堂的一磚一瓦被夷平的過程，而七十年後見證新主教堂一磚一瓦拔地而起時，仿佛膠片的回放，年華的倒轉。 上圖中的主教堂，左一張攝於1903年，右一張攝於2006年。
最後，我想說回到開篇所提及的通感。漢語使用者對通感這一手法的敏感，是這門美麗的語言賦予使用者偉大的天分，同時也是危險的武器。「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本是極爲清麗的聯句，卻因爲我們通感與聯想的超人天分而獲罪。所以，我想更重要的是，「後浪」不光要學會通感，更要學會共情。與弱者共情，與時代的受難者共情，與歷史共情。
（Bibliography略，有疑問請聯絡作者）
俟焚齋集錄 